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有过这样的学校......

黄河滩 2021-02-14 09:16:24 浏览：8 回复：2 点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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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观众回顾全国人民

共克时艰的“阳台故事”

带来守望相助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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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员田克兢（二排右一），尹北琛（二排右二）

盟员路羽（二排左一），邱玲（三排左二）

盟员王旭（后排右三）

“我们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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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一一我的母校撤并了，我被同事们戏称的“虎躯”微微一震，继而瘫坐在那松软的沙发上，如同一栋大楼轰然倒塌，头脑中尘土飞扬；如同一头精神上被彻底击垮的耕牛，一时间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那不知伸向何方的硬梆梆的四肢。

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一一我的母校，是陕西东府名校。居东府名校“四小龙”之首，她的兄弟姊妹学校渭南农业学校，渭南中医学校，蒲城师范学校，那时是多少优秀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地方，一个县城的孩子如果考不到前三十名，这些学校你只能是白日做梦，望洋兴叹。

这些学校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人才紧缺的岁月自带光环，令人羡慕。多少年来，她们的毕业生遍布渭南十二个县市区机关、学校、医院、乡镇、厂矿企业，各行各业，她们的毕业生已成为支撑渭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精英，是她们撑起了渭南这片蓝天。

而今，突然听说母校撤并了，迁址了，“四小龙”合并并更名为“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一所公有的专门培训高职的大专院校。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

父母在，家就在。

而今大荔师范在哪里？我的思绪如浮萍一般顺水漫游，我的思念如浮云一般自由飞翔，我的灵魂如无主之人到处飘荡。

我在苦苦追寻，那曾经的岁月，那熟悉的过往......

无论如何变化，大荔师范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因为伟大的大荔师范精神永存！

原题：嬗变中的大荔师范

作者：郑敏

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追寻于1905年，曾名为“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具有近百年的办学历史。学校现已升格为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校类别普通师范学校

在大荔地界，大荔师范称得上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建校，不管是叫做丰登中学堂、同州实验中学堂，还是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陕西省立同州师范学校，乃至陕甘宁边区同州师范学校、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大师”光荣的革命传统始终未变，既培养出万名品学兼优的优秀师资，更输送了一大批留下或未留下名字的仁人志士。

大荔师范党的活动源于1929年夏，中共陕西省委派王芾南到大荔，联系共产党员张质平、许永平，建立中共陕西省立第二师范特别支部干事会并全面展开活动。其实早在“特支”建立前，国民党大荔县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长共产党员薛晓幽、常务干事韦孟若、宣传干事樊德音等同志，就经常利用暑假机会举办培训班，给学生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社会科学概论、国民革命运动史等，传播进步的思想文化。“特支”建立后学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人数持续增加，嗣后两三年里，中共陕西省委委员贾拓夫（1912—1967、榆林神木人）、高岗（1905-1954，榆林横山人）等多次来荔检查指导工作，给二师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做了多场次政治形势和国际时事报告，使学校成为同州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1931年，革命风潮在二师已呈风起云涌之势，先是在春季开学后组织学生酝酿了一场驱逐不称职教师的斗争，再是粉碎了校方开除8名学生会骨干的企图，随后又促成思想进步的同志来校任教，形成了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争取思想和读书自由、积极研究革命理论的浓厚氛围。

在中共二师特支的领导下，一大批热血青年在火热的革命熔炉里百炼成钢，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同州实业中学堂学监寇遐（1884—1953，蒲城人）是老同盟会会员，他领导师生积极参加反抗路捐斗争，罢课声援蒲城教案。民国初年担任校长的中共党员王授金(1873—1928，咸阳礼泉人），曾参加陕西人民驱逐军阀陆建章的斗争，1928年春到渭南参加渭华起义，协助新建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开展宣传活动，起义失败后惨遭毒手英勇就义。继任校长韩兆鹗(1890—1970，西安鄠邑人)思想进步，作风民主，要求教师“尽量辅导学生自学，走向独立思考的道路”。后任大荔师范校长的张质平（1905—1978，澄城交道人）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是渭南地区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在白色恐怖的1928年，华县籍教师顾颐山在课堂上公开讲授《列宁传》，宣讲革命真理。历史教员李梦龄（1903—1985，河北晋县人）积极组织学生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他声情并茂地向学生们所做的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行经的报告广受欢迎。李梦龄1925年11月入党，建国后曾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等职。

大荔师范百年办学，造就了一大批胸怀大志、经世致用的优秀人才，他们如夜空中的群星璀璨夺目。革命家、戏剧家姜炳泰（1913—1980，临渭吝店人），1930年任二师特别支部书记，毕业后任渭南县下邽小学校长并加入“青救会”，以教书为名多次掩护团结进步人士，与他们一起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抗日救国的理论。1932年7月，姜炳泰毕业离校后，中共二师特支书记由丁本淳(1911—1996，澄城醍醐人)接任。丁本淳193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二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33年入党的申力生（1918—1989，大荔西城人）当时在二师补习班学习，为了抵制校方压抑学生思想、限制行动自由和奴化教育，领导和支持学生以罢课、打砸校办公室、与校长教师对打等方式抗争，后担任二师特支宣传委员。1955年参加筹建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石油科研机构—石油科学研究院，1978年担任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院长。

蒲城刘宗宽(1905—1992)在二师读书时因品学兼优，被推为代表领导爱国学生运动。1924年毕业后立志为正义事业贡献一生，受五四运动影响他抱定一颗爱国心参加杨虎城部队，被保送到黄埔军校深造。1949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潜伏”生涯，11月我刘邓大军仅用30天就胜利解放重庆，刘宗宽此间发挥了巨大作用，被刘伯承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臣”。同是蒲城人的王竣(1902—1941)自幼勤奋好学，聪明异常，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同州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目睹了国家的衰败，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横行霸道，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遂立志投身军旅，救国救民，富国强兵。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王竣立即请缨参战，1941年5月与日寇激战中条山时壮烈牺牲。学在同州、成长于大师的革命人士还有很多很多，像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韩国栋（1914—？，大荔安仁人）、少将贾乾瑞(1916—2015，大荔两宜人）、陕西省文联主席黄俊耀（1917—2001，澄城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陈吾愚（1921—1982，咸阳人）、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书记刘昆（1921—2013，大荔安仁人）、军委炮兵后勤部副部长张起信（1922—2008，大荔朝邑人）、陕西省副省长王双锡（1936—2010，大荔朝邑人）……

回首革命岁月，大师人在学识上是优异的、风度上是朴实无华的。展望美好未来，大师人那与时俱进、搏浪涌潮的革命情怀，那愈挫愈奋、执著兴教的赤子之心，贵为新时代我们创新发展、奋力前行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资源。致敬大荔师范走出的老革命！致敬大荔师范革命的摇篮！

作者简介

王小民，1971年生，大荔县人

大荔师范生活琐忆

作者：苦行僧甲来源：同州网

内容摘要：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是我的母校。从八二年入学到八五年毕业，我在那里读过了三年青春时光。兹录一些陈年往事于此，祭奠我失去的青春。一、入学我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去大荔读书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父亲和我扛着舅舅给我做的箱子，去合阳县城乘车。那时只有国营的长途客车，每天有两班途径大荔。因为是第一次做长途客车，我把前排的座位号当成...

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是我的母校。从八二年入学到八五年毕业，我在那里读过了三年青春时光。兹录一些陈年往事于此，祭奠我失去的青春。

一、入学

我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去大荔读书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父亲和我扛着舅舅给我做的箱子，去合阳县城乘车。那时只有国营的长途客车，每天有两班途径大荔。因为是第一次做长途客车，我把前排的座位号当成自己的座位号，要求坐在那里的乘客让开。那个乘客瞪了我一眼，那种眼神至今我还记得。

到大荔汽车站，有学校的车来接新生。距离我家只几里地的高一届同学杜兄来接我。虽然之前我们并不认识，但他的热情我至今仍难以忘记。杜兄后来弃教从政，现为家乡某局局长。

82年中考，我成绩是全县第八或者第九名。按照当时招生政策，我初录为非中师的中专（两者分数线不同）。体检时中师和中专分开，我是按照中专生体检的。后来据说是因为中专多为卫校（医生或者护士），招收的大多为女生，所以我被淘汰，录取到大荔师范学校。前几年听同班同学说大荔师范还组织过面试。我大概是因为补录的缘故，没有经过面试环节，被直接录取。

二、喇叭裤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城市里流行喇叭裤。入学之前，母亲买了布料，托表姑帮我做衣服。表姑问我是否要喇叭裤，我给了否定的回答。入学之后才发现，大荔毕竟是县城，很少见人穿喇叭裤。有次学校早操后开大会，我看到有一位同学穿着喇叭裤，显得非常另类。

三、衣服

我家里比较穷，其实那时农民都穷。因为要去上学，家里特意要为我做新衣服。母亲打算买蓝布和黄布，这是哪个年代流行的颜色。母亲问我，如果两件衬衫全做成黄色，裤子全做成蓝色，可以省点布料；如果要上、下身要搭配开来，衬衫一黄一蓝，裤子也一黄一蓝，就需要多花钱。我考虑了下，选择了省钱的做法。

我只有这两套衣服，颜色完全一样。前几年有同学说，他记得我只有一套衣服，似乎从来不洗。其实他冤枉我了，我只是两套衣服颜色完全相同而已。

这两套衣服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四、清除精神污染

我们的教室，一年级时是在学校门口的二层楼房里。后来搬到开水房旁的平房里。每个教室有个小喇叭。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学校组织学习。一个老师通过小喇叭读批判文章，是批判戴厚英的《人啊人》，据说是宣传人道主义。主持批判的老师讲陕西方言。他那种抑扬顿挫但似乎没有激情的声音，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对了，难忘的还有喇叭传来的他喝水时的声音。

学校每周放一次露天电影。有部电影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有女孩裸露上身的镜头，在今天看来裸露尺度也过大。在放这部电影的时候，正值清楚精神污染运动(奇怪的是怎么没禁放）。等放到哪个裸露镜头，放映员取下他戴的帽子，把镜头捂上了。我们那时候十五六岁，什么也不懂。但高我们一届的是从高中招来的。那些同学大声起哄，很有趣。

放映员是一位中年工友，似乎秃顶，一年四季都带着帽子。还有一个学生做他助手。这位助手是我们班的班长张同学。

四、严打

严打似乎是八三年的事。

关于严打的记忆，是大荔县城的一次公捕公判大会。全校学生列队去校外参加会议。会场有一处类似土堆的高台，架着机关枪，两个军人爬在那里用机枪对准会场，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

大会上宣布两个人死刑。其中一个是盗窃惯犯，澄城县一被开除的职工。骑着自行车作案，盗窃的财物价值一万元人民币，在大荔被抓了现行；另一组是在华山旅游的四个外地青年男女，抢了游客一块手表及财物，共计120元，有一个主谋被判死。

回头想起来，似乎判得重了些。那次会议给我一生留下阴影，即对国家暴力的厌恶和恐惧，尤其是那挺对准会场的机枪。

五、围城

读书期间，某次回家途径韦庄，这是澄城、合阳、大荔三县交界的一小镇。有一个外地客人问，是不是到“围城”了（那时钱钟书的《围城》正流行）。我们都以为是韦庄，劝他赶快下车，但他坚持说不是。因为我们是讲陕西话，他普通话也不标准，所以大家建议他把地址写出来。等他写下地址之后，才知道他要去“韩城”。这位仁兄把“韩”字读半边，念成“韦”了。

六、大师

“大师”是大荔师范的简称。

我的课本和买的书上，均会写上“大师”二字，然后再写上名字，读起来就是“大师某某某”。大学同学看到我书上的签名，还以为是我自称“大师”，颇觉有趣。

陕西师大的学生在学校实习，组队和学校运动队比赛。一方的衣服上写着“大师”，另一方是“师大”。我们当然为“大师”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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